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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靠什么跳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?
发布时间:2012年12月14日  出处【】 【字体:

 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,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是320692亿元,同比增长9.4%,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.1%,低于外界预期,这是继一季度的9.7%、二季度的9.5%之后,国内生产总值持续走低。面对不断加大的物价上涨压力,融资成本上升,小微型企业经营困难,出口持续下降,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是大概率事件。

  

  我在《财经郎眼08》中讨论过,很多人说9.1%也挺高的。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,经济增长要看什么?这个数字还得扣除掉通货膨胀率的影响,9.1%减掉6.2%,我们的真实经济增长率是2.9%,目前和欧美、日本差不多。

  

  政府投资的很多项目还处于在建过程中,所以说最后到底效益如何,我们还没有确切数据,不过从股市可以看出个端倪。政府4万亿的投资,得到好处的行业包括银行、钢铁、基建,可是股市里面表现最差的就是这三只。银行的市盈率只有5倍,是股票市场里面最差的。而钢铁跟基建呢,截止到2011年10月下旬,中国股市有21只股票跌破它的每股净值,其中有9家钢铁公司,包括宝钢、武钢、鞍钢这三大钢铁公司,6家基建公司,包括我们认为还不错的广深铁路。

  

  谈到经济的低增长,也有很多学者提到另外一个词,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,会不会跌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?也就是说,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10000美元这个阶段的时候,以前积累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、结构问题,都会集中地爆发。当然,我也得这样讲,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对这个问题太过逃避,因为任何国家走到低增长阶段一定都会发生各种问题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

  

  一般来说要跨出这个低增长的陷阱,现在有一种说法叫爬坡期,爬坡期少则一两年,多则三五年。还有永远爬不出来的,菲律宾就是。跳不出来的是大多数,跳出来的只是少数,你知道为什么吗?一旦碰到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时候,你就要有一个突破点,这个突破点是什么?到了低增长时代,企业的利润是最重要的。这“四小龙”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,企业利润帮了个大忙。讲得更具体一点,这就是该转型升级的时候了。我想再谈一个观点,以台湾为例,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突然出现的,比如说台积电、联发、日月光、宏碁等,在当时这叫做台湾的“腾笼换鸟”。也就是说,台湾传统的雨伞业、制鞋业还存在的时候,这些企业突然就起来了,怎么起来的?它们提出一个代工的新思维,我们现在把当时台湾的代工都理解错了,我们认为做运动鞋叫代工。

  

  我们说到代工的标志就是富士康。可富士康的代工我们是不能接受的,它是“农民工”、“打工仔”的代工,这是不可以的。台湾当时提出的代工思维,颠覆了整个世界,颠覆了产业链。我以台积电为例,台积电当时怎么成功的?它首先结合台湾的优势,当时的台湾经过发展之后,积累了大量财富,钱特别多,这是第一个优势;第二个优势是台湾有很多的大学生,这些大学生在之前台湾的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,这个非常重要。一个地区,它资金特别多,又有很多有经验的技术性人才,最适合从事什么行业?就是集成电路行业。因此它提出一个新思维的代工,怎么代工呢?告诉英特尔,我们台湾有最好的学生,解题高手,你们只用负责设计,我们来解题,帮你做什么?帮你做晶圆。因此晶圆厂一个一个出来,从4寸、6寸、8寸到现在12寸,从芯片,到设计、切割,以及分装,都是台湾不同的公司在做,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。也就是说,由美国负责设计,台湾负责代工做晶圆厂,这一投资就是上百亿美金,因此成就了台湾的集成电路产业。

  

  这才是真正的产业链分工,别人负责设计,设计之外的由台湾来代工。而我们大陆不是,我们是纯粹的代工。什么意思?设计不是我们的,晶圆不是我们的,芯片也不是我们的,甚至电脑型号该怎么做也不是我们的,我们就是拧拧螺丝,然后插个洞口。

  

  所以像这次广东省调低经济增长的目标,这是对的。为什么?因为GDP不重要,现在的调低是为了未来更大的发展。我在想,如果我们各个省是以专利之类作为考核标准的话,我们的经济会怎样?我告诉各位,只有这些才会创造财富,创造利润。

  

  当然这个还需要很多配套的措施了,也就是说如何改善营商环境?比如说广东省能不能够大幅减税?能不能够放开垄断行业?或者说像这个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,能不能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?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。也就是说,要让制造业有余利,有更多的利润,然后让它们自己从零开始进行产业转型。我们今天有些企业家就是在搞搞房地产,搞搞加工,他没有长远的目标,他根本就不想创新,专利对他来讲都是不重要的事。如果到这一步的话,我请问你,我们如何跳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?跳不出的。亚洲“四小龙”后面本来还有“四小虎”对不对?现在全死了,它们根本跳不出这个陷阱,只有死掉。

  

 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风行的一个理论,叫做“依附论”。几个代表人物,劳尔•普雷维什、阿明、弗兰克,还有“世界体系论”的沃勒斯坦,他们当时面对拉美的现代化的受挫,以及非洲现代化战略的失败,提出了这个“依附论”。什么概念呢?有两个关键词,“中心”和“外围”,他们用这两个关键词,来衡量整个世界。认为“中心”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,剥削“外围”的发展中国家。发展中国家越发展,就越依附发达国家;越依附发达国家,就越发展不了。换句话说,就是你的成功是我失败的原因,你的富裕是我贫穷的原因。

  

  当然是这样子的。我举个例子,以iPhone为例,它的核心是什么,就是产品设计以及渠道物流对不对?生产一个iPhone手机,苹果可以拿到360美元的价值。它旁边的硬件厂商呢,比如我们刚才讲的日本、韩国,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,还有美国的一部分厂商,可以拿到187美元。而我们中国大陆呢,6.54美元,这是不是叫盘剥?那我请问你,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?这代表我们整个产业政策没有突围。如果说我们做不到像苹果一样,那可不可以像日本、韩国一样呢?而且我们已经有成功的先例,就是台湾,为什么大陆做不到?这点值得我们思考。因此这个“依附论”本身,我认为它是具有现实残酷意义的,如果摆脱不了这个理论、这个诅咒的话,你就要回到非洲,回到拉美,就是这么简单。

  

  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,有一个印度学者巴格瓦提写了一篇关于“依附论”的文章,写得非常好,他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当了讲座教授。他写的什么呢,“依附论”换成经济学用语叫什么?叫做“悲惨性的增长”。也就是说,你生产的不是核心的“苹果”,也不是外围的硬件,像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地区所生产的,你如果是在更外围的话呢,你的附加价值将非常低,仅仅就是赚点血汗钱。最后的结果是,你越发展就越悲惨,这就叫做“悲惨性的增长”。

  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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